二、謬論的現實背景與戰略企圖
高市早苗的涉台謬論并非孤立的政治表演，而是其右翼政治立場與戰略野心的系統性展現。日本右翼直至今日依然企圖把台灣作為“天皇的南大門”（勢力範圍）的深層原因除了上述歷史淵源之外，還有濃厚的現實背景。
1. 經濟命脈的極度依賴是日本右翼炒作台灣問題的最直接動因。
日本作為海洋國家，大部分能源進口與貿易都依賴海洋運輸，約90%的能源進口和70%-80%的貨物貿易依賴經過台灣海峽的海上航線，這條航線被日本視為“國家經濟生命線”。一旦台海局勢動蕩影響航線通行，日本的經濟體系可能在短時間內陷入癱瘓。
事實上，這一理由聽起來似乎有一定道理，而且在日本的確有相當的擁躉。然而，仔細分析的話則不值一提。因為兩岸無論以何種形式統一，中國都是與日本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等政治文件的鄰國，如果日本不主動挑釁和侵犯中國的主權與核心利益，中國為何要無故封鎖日本的生命線？
2. 地緣政治博弈方面，日本將台灣視為其“西南防線”的重要一環和“第一島鏈”的核心節點。
在日本的地緣政治認知中，台灣是阻擋中國影響力向太平洋延伸的“橋頭堡”，兩岸統一將徹底打破當前亞太地區的戰略平衡，不僅使日本在區域安全格局中的地位被邊緣化，日本的西南諸島也將直接面對中國的威脅。由此可見，日本嘴上說維護台灣海峽的和平對於日本和國際社會具有重要意義，實際上兩岸無論以何種形式統一都是其不願看到的結果。
3.日本右翼勢力與“台獨”分子的勾連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島內“台獨”分裂勢力大多具有親日傾向，他們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否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日本則希望通過扶持“台獨”勢力，長期維持台海分裂現狀，讓台灣成為制衡中國的“棋子”。
4.突破和平憲法束縛，特別是通過修憲成為普通政治軍事大國，是日本右翼的核心戰略目標。
二戰後，日本受到和平憲法的限制，軍事力量發展被嚴格約束。通過炒作台海危機，日本可以名正言順地增加軍費開支、修改安保法案、擴大自衛隊的作戰範圍，從而逐步實現政治軍事大國。高市早苗將台海局勢定義為“存亡危機事態”，就是為了激活日本《安保法》中關於集體自衛權的條款，讓自衛隊能够突破“專守防衛”的限制。
高市早苗上台後，立刻啟動修憲進程，并計劃把防衛費提前兩年實現占GDP總量的2%，同時準備再次修訂安保計劃，計劃放寬殺傷性武器出口限制，計劃啟動核潛艇的建造，甚至修改“無核三原則”等。然而，在日本經濟面臨如通貨膨脹、老齡化等諸多難題的背景下，做以上這些無一不需要輿論的支持。而以對“台灣有事”的明確解釋，激起中國方面的憤怒，進而挑動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日本社會整體右傾的背景下，很容易就可以實現輿論對其的支持，從而比較容易實現其戰略目標。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圖源：新華社
5.戰略誤判與現實焦慮
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謬論背後，反映了日本面對中國崛起的戰略焦慮與誤判。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綜合國力與軍事實力迅速增長，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現在已達到日本經濟總量的三倍多。對於中國的崛起與外溢效應，雖然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路線，并堅持永不稱霸，但日本對此不僅心理上不適應，而且存在深刻的“複合性焦慮”。日本的消極心態強烈且是多層次的：既有因歷史欠債而害怕中國“報復”的憂懼，也有認為中國對其需求下降、不再“謙遜”的失落，更有擔心在國際競爭中敗給中國、未來“受制於華”的恐慌。
6.綁定美日同盟是日本右翼的重要策略。
日本認為美國及日美同盟是其終極安全的強大保障。日本對“後新冠疫情、後俄烏衝突”時代的國際格局及秩序前景高度關注并異常敏感，認為美國收縮、同盟失效將是災難性的戰略局面。為避免這種局面，日本要讓美國留在東亞并持續介入地區事務，使之不願也不能脫身，保持“延伸威懾”。鑒於“特朗普衝擊”的教訓，日本積極影響并主動推動美國政策調整，以使日美同盟成為對華制衡的硬核基礎設施。這是日本大戰略的重中之重，也是應對中國崛起的最大戰略要義。
日本圖謀利用台灣作為戰略棋子，誘壓美國及日美同盟介入台海，以拖住并確保美國對整個離岸島鏈的看管和威懾。日本清楚地知道，僅憑自身實力根本無法與中國抗衡，因此將美國視為干涉台海事務的“靠山”。安倍晉三在拋出相關言論時特意加上“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後綴，其目的就是將台海衝突與日美安保條約掛鈎，迫使美國在台海問題上為日本站台。
與此同時，提升同盟地位，從而提升日本在地區甚至國際上的影響力是日本的另一層考量。長期以來，日美同盟呈現“美主日從”的格局，日本在同盟中始終處於從屬地位。通過在台海問題上表現出強硬姿態，日本希望藉此向美國證明自己的“價值”，推動日美安保關係升級為類似美英關係的對等同盟，從而在亞太地區獲得更大的話語權。
7.進入新世紀以後，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以及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戰略收縮，使得日本右翼以為有機可乘，從而敢於進行冒險與投機的嘗試。
安倍晉三在台上時，就利用美國重返亞太以及試圖遏制中國崛起的心理，并通過發展與特朗普的私人關係，促使美國制定了“印太戰略”，并建立了美日印澳四國機制。而日本又通過與澳大利亞、菲律賓、越南甚至歐洲有的國家等其他所謂“志同道合”的國家建立多個雙邊或小多邊機制，從而試圖提高自身在亞太地區的地位與話語權，填補美國戰略收縮所留下的所謂“空白”。而干涉台灣問題并試圖控制台灣無疑是日本企圖實現這一目的的途徑之一。
綜上，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謬論是歷史修正主義、地緣擴張野心、軍事鬆綁圖謀與戰略投機心理的交織產物，其深層邏輯是歷史執念、地緣安全焦慮、軍事擴張野心和依附霸權投機等多重因素的交織。從戰略角度看，日本的對外戰略智慧應是“對美同盟+對華協調”兩者并重的平衡戰略。而且中日交往的漫長歷史經驗表明，兩國關係健康發展有利於兩國人民根本利益，和則兩利，鬥則俱傷。然而，以高市為代表的日本右翼的這種基於私利的分裂圖謀和對台干涉行徑，不僅嚴重違反國際法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更將給日本自身帶來災難性後果。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觸碰的紅線和底線。以何種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日本政府應當認清形勢，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以實際行動維護中日關係大局，而不是相反。
（本文作者為上海理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郭麗，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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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詹奕标】
